今早看到人民网报道,陈兆祦老先生因病离世,不禁感慨,新的档案学未立,旧的档案学却倒下。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吴宝康,就是陈兆祦,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档案学一前一后的奠基人,前者奠定了中国档案学理论基础,后者奠定了中国档案教育与档案档案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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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历任总编辑(图片来自胡鸿杰的博客

陈老思想中比较突出的有三点:一是文件理论,二是利用,三是比较。他是《档案管理学》教材的奠基者,直到现在,我国的档案管理仍然以此为思想源泉。

档案学是一门隐晦的科学,它的尴尬之处在于和历史、政治紧密结合,可以说档案学本身就是有关政治的学科。可是在中国档案学奠基人的世界里,政治,不过是一台戏而已,真理才是永恒。在所有的档案学理论中,没有任何一条是由政治理论衍生而来,相反,档案学更多的是管理学,更多的是方法论价值论而非世界观的理论。

陈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研究档案与文件的联系,并最终提出了文件周期原理。档案不是孤立存在的,有一种理论认为,档案是文件的一种状态,其本身就是文件,只不过被保存起来以备查考,不是现行文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计算机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文件的概念被进一步演化,任何二进制可读代码,都可以被认为是文件。在前述观点之下,这些所有的二进制代码,都有成为档案的可能。这给了档案学研究以广阔的空间,使得档案档案学呈现出更加辽阔和磅礴的学科理论趋势。

陈老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提出要重视档案利用,后来“利用为纲”被打倒,文革十年所有档案工作被取消,整个社会处于没有档案工作的状态,于是各种伪造、污蔑、诽谤、栽赃无据可查,社会混乱却无解决的办法。七十年代末档案工作恢复,陈老郑重提出,虽然文革时期的大部分档案都是伪造的,其内容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些不真实的伪造档案本身,也是对这一特殊时期历史的真实反映,应该将其整理保管。正是陈老的这一观点,后来在档案学领域衍生出历史记录、社会记忆等更高层面的探讨。

中国90年代是中国档案事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代末之前是蓬勃发展,之后是突然哑然失声。这和很多政治因素有关。21世纪整个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快,档案领域也希望有所作为,于是一股档案数字化的风潮被掀起。各级档案馆将馆藏进行数字化,主要工作就是扫描成电子图片,然后又将这些档案连同它们的数字化成品封存起来。陈老嘲讽道,“数字化”的前提是利用,如果不加利用的档案,何需“数字化”!数字档案馆已经被炒作了将近10年,如今的档案利用,仍然只停留在一些细小的方面,普通人在档案上的权利完全没有得到享受,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违宪的社会现状一直无法得到改善。

随着吴宝康、陈兆祦等一批档案学的老家伙去世、老去,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能够撼动现状的权威又未有树立,这给我国档案学的下一步发展,留下了灰色的阴影,不知未来会如何。

2016-04-10 19: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