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来源原则,为何还要全宗理论?

档案学的核心理论“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是自档案学产生始,就随之成长的理论。但是它们交织在一起,甚至让我们以为来源原则等于全宗理论。于是,我们可能就会问:有了来源原则,为何还要全宗理论?

来源原则是这么表述的:档案馆将档案按其来源和形成单位进行整理和分类的原则。它要求在整理和分类时同一来源不可分散,不同来源不可混淆,并尊重原有次序。按其起源和形成过程,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是它的发端,德国的登记室原则延伸了它的内涵,荷兰人给予了理论论证。来源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即尊重来源、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尊重全宗内的原始整理体系。在后来的论述中来源不单单指来源同一机构,还包括同一工程项目、同一产品等。

全宗理论是这么表述的:全宗是指一个独立机关、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有机整体,它的基本涵义有三点,即全宗是一个有机整体,全宗是在一定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全宗是以一定的社会单位为基础而构成的。我国主要以两种角度划分全宗的类型,一是按照全宗形成者区分为机关组织全宗和人物全宗;二是按照全宗的范围和机构方式区分为独立全宗、联合全宗、全宗汇集和档案汇集。

在两套理论的表述中,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因为来源原则中直接表述“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和原始体系”,而全宗理论中指出“以一定的社会单位为基础”,又透露着来源于同一机构的意思。因此,两者之间似乎有种重复的字面表达。

除了在字面上,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如此,“尊重全宗原则”和“来源原则”是一致的,要维系全宗的完整性,必然要将来自同一机构的档案放在一起,而反过来把同一机构的所有档案按照其历史联系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机构的全宗。不仅如此,按照全宗理论来整理档案,自然要求尊重全宗的完整性,全宗就已经意味着“来源”,所以以全宗理论为指导时,不提来源原则也可以指导档案整理工作。而同样的道理,以来源原则为指导时,整理工作也可以不用提全宗理论。似乎全宗理论和来源原则在实践工作中起到的思想指导作用是相同的,既然如此,为何有了来源原则,还要全宗理论呢?

首先,这是逻辑上的一种区分。来源原则是一套追求过程的理论,而全宗理论是追求结果的理论。来源原则是一种方法论,而全宗理论是一种世界论。档案整理以全宗为目的,以来源为方法。但是,因为以目的为指导仍然可以反过来使过程具有操作性,相反,如果仅有方法而无目的,那么即使方法论再严谨,也会使操作枯燥乏味。再则,通往目的的方法不仅仅只有一个,来源原则是其中之一,事由原则也是其中之一。

其次,本质上的不同。原则是人们对某种事务的遵循共则,是一种行为规范,是自然形成的,本来是没有强制性约束的,但是如果成为一种规范或理论的话,则对实践具有约束力。而理论则是科学的结论,经过科学的论证,不是自然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真理的性质。来源原则是在档案管理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全宗理论则是在档案管理过程中思考而来的。在“全宗”(Fond)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或许人们意识中有这种概念轮廓,但无科学的阐释,只有经过思想的思考之后,才能抽象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模型,并用文字或语言的形式表述出来,并在实践中逐渐丰富完善。而来源原则产生于“全宗”概念产生之后,是对工作经验的总结,而非思考而来的。说白了,“全宗理论”是“思想的结晶”,而“来源原则”是“经验的总结”。

全宗理论与来源原则

读懂本图,或许你可以先看下这篇文章。

再次,功用的不同。“全宗理论”主要用在档案的整理和鉴定等环节,档案以“全宗”作为基本保管单位,在归档之前,首先要对档案划分全宗,只有明确了全宗之间的界限,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工作,整理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界限,同一全宗的档案不可分割,不同全宗的档案不能混淆。在鉴定环节,对档案的全宗进行判断,以区分档案所属的全宗,确定档案是否需要保管和保管期限。而“来源原则”主要用在档案的收集和整理环节。在划分“全宗”之前,档案需要被收集过来,收集过来的档案暂时是不需要考虑“全宗”的,只需要按照一种规则保持文件之间的某种规律,以让收集更加科学就可以了。而这种规则,就是来源原则,这种规律就是档案的来源一致性和顺序原始性。在整理的时候,也根据这一规律来思考档案应该怎么去整理,既然收集过来的档案具有来源一致性和顺序原始性,那么整理的时候就要根据这种特性保持档案的“有机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全宗理论”和“来源原则”如此联系紧密的原因。

全宗理论不可或缺,来源原则可以变通。

其实这句话更感性的说法是,“要是没有全宗理论,档案学就不可能是档案学,而如果没有来源原则,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原则代替来源原则,比如事由原则。”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全宗”是一个抽象概念,只是我们叫它“全宗”,如果当初我们叫它“卷齐”,那么它就叫“卷齐”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看它们的阐释,则会是一样的。但是“来源原则”和“事由原则”则是完完全全的两套不同的体系,从它们的历史博弈就可以看出来了。

现在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全宗理论不可或缺”和“来源原则可以变通”的问题。首先是全宗这个概念不可或缺,即使技术再发展,全宗的概念都不可能被剔除,因为全宗里面蕴含了档案的历史联系,可以说一个全宗就是一个机构的历史记忆,要把这个记忆构建完整,必须要让这个全宗完整,如果没有全宗的概念,历史记忆就是拼凑的,可能拼凑不齐,也有可能缺少材料拼凑出错误的记忆。因此,全宗这个概念即使发展了,也不可能从档案学的范畴中被剔除。而全宗理论是围绕全宗这个概念而衍生出的一整套理论,肯定会发展,甚至面临一些困境,甚至全宗理论的内容也可能被重新洗盘,但是只要是关于全宗的学问,都叫全宗理论,对全宗的研究和思考最终成就了全宗理论。也就是说,只要全宗概念不倒,就会有对全宗的研究和思考,就会形成一套理论,就会有全宗理论。

但是,来源原则则不同,我会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论述“来源原则其实是一种将就”,所谓“将就”就是得过且过、“就这样就差不多了”的思想。来源原则之所以取代事由原则,从现实来讲,是一种还没有找到更好办法前的临时性办法,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发现事由原则不行了,而来源原则还可以,就用来源原则而已。之所以认为来源原则是一种“将就”,最本质的根源在于,档案的保存本质是信息存储,档案是信息的载体,是为了将人类文明信息传承给后辈,让他们可以构建历史记忆,知道自己的根源。因此,档案要构建历史记忆。构建历史记忆需要有一个网络化的线索,将档案信息串联起来。最早的事由原则其实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但是数量大了以后,就没有办法了。反观来源原则,以文件的原始系统来保存档案,说白了,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没法解决,我原模原样的给你们保存下来,将来你们有能力了再用你们的办法实现我们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按照这种想法,全宗不也是有问题的吗?如果档案的保存是为了构建历史记忆,那么也不应该以全宗保存啊,而应该更适合构建记忆的某种形式来保存啊。但是,在我们已知的历史构建中,以“人物”“事件”为线索的构建是最有效,最能还原历史原貌的,比较以信息的形式表现历史,必须在时间的顺序上延展,我们无法在同一时间展示整个历史截面。所以,全宗是有价值的,同一全宗有利于这个机构或事件的历史记忆构建。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档案本身也必须以全宗的形式呈现,这是由档案的形成过程决定的,某一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档案,不可能拿到别的行政区去保管,同一个人的档案,不放在一起根本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经历,也就不能为他证明某些资格。

实现全宗的方法不一定非得靠来源原则,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但是,这已经脱离了本文的论述了。

补充说明:在五花八门的观点中,似乎以下的说法(以及各种近似观点)更有可能成为主流:“审视从事由原则到来源原则,再发展到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的融合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档案整理的事由原则和来源原则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绝然的对立,二者都统一于档案整理必须反映客观活动内在的联系这一基本要求。”【黄世喆. 档案整理:从事由原则到来源原则的演进[J]. 档案学通讯, 2009(2): 22-25.】 而这种内在联系,实际上就是“全宗”,“全宗”就涵盖了档案的历史联系,而且其核心就是历史联系。

--------------

补充:所谓全宗,就是指某一机构的所有档案的系统化集合,它包含多层意思,其中有三点非常重要,就是:①来自同一机构②所有档案③系统化。全宗理论实际上是完全在阐述全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理论。而来源原则和这个概念则不同,来源实际上是指形成档案时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机构、时间、事件(档案内容所反映的某个问题)这三个方面,而来源原则除了从“来源”出发之外,还探讨了如何去维系档案全宗内或不同全宗之间的历史联系的方法。所谓历史联系,实际上是只档案资源整体内部的某种逻辑是否可以帮助研究者还原历史原貌。因此,全宗理论和来源原则在某些方面是有重叠的,但在某些方面讨论的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2015-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