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到理论:中国的档案学和西方的档案学

很遗憾,当我们在说“档案学”的时候,却没有分清是“中国的档案学”还是“西方的档案学”,一个本质原因是,我们不确定究竟是“中国档案学”才是档案学,还是“西方的档案学”才是档案学。就像哲学一样,“中国没有哲学”的概念在哲学界已经流行多年,然而“中国哲学史”却始终屹立不倒。和经济学、法学一样,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究竟是要学习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经济与法,还是勇敢的站在理论与理念更加成熟的西方经济学和国际法一边。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我们在不断学习西方,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国情。因此,我们认为“西方的档案学”或许是正统的档案学,然而面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档案学”更有效更实用更能反过来指导实践。

可是矛盾在于,以特殊性指导特殊性,只会更加特殊,而不可能逐渐靠近普遍。就像两条路,一旦分叉,就很难再通向一个地方。然而,突发的机遇并非没有,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中国与西方档案实践到理论的演变,从中找到中国档案学突围的办法。

档案学的模式:历史沿革的结果

如果回溯到早期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再加上希腊文明,不同地区之间的档案活动形式上各不相同。中国以龟甲兽骨启蒙,印度则是贝叶,巴比伦是泥板,埃及则是纸草,希腊人很晚才出现形式上的文明,采用羊皮纸。然而到15世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信息不再阻隔,人类文明空前繁盛,一直延伸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就产生于人类信息的爆发阶段,18世纪欧洲教廷的文件堆积如山,文件管理变得越来越成为问题。倘若文件不需要归档,那么文件使用完的当下随手扔掉即可,或烧掉,或拿回家塞桌脚。但是文件使用完仍然还有作用,它们可以证明事件的发生和人们的约定,文件的本质其实就是契约,而文件之所以要转化为档案,也因为它对契约双方的时空约束具有证据作用。

当这些契约证据不能轻易的发挥其证据价值时,对档案的管理就被严重的重视起来。首先是历史学家们发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研究,严重依赖于档案,因为档案产生于文件,而文件是约定双方在执行前形成的,具有原始性,所以可信度最高,用来证明历史最有说服力。但是历史学家们发现,档案的查找由于档案管理的散漫变得异常不方便(由于封建专制档案的不开放,利用也非常不方便),所以第一届国际档案学会,是一帮历史学家坐在一起,讨论档案的问题。

在“档案学”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前,必须要有很多人来探讨“档案学问”。德国与1881年7月1日发布的《国家机密档案馆档案整理条例》提出了“登记室原则”(Principle of Registry)。19世纪,档案的整理和分类、鉴定与销毁、利用和开放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氛围中,“荷兰手册”(《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诞生了,成为档案学产生的重要标志。“荷兰手册”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档案学的核心理论“来源原则”,虽然那个时代的档案学强烈带上了实践工作的色彩。欧洲革命的蔓延,使得整个欧洲(俄罗斯除外)逐渐沿袭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各国的档案理论与实践建立在“荷兰手册”的基础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颁布了大同小异的档案法。沿袭至今,欧美档案工作和档案理论一脉相承,即使是电子时代,档案学也以温和的姿态不断发展、变革和创新,即使在面对电子文件的跳转时,学者也以学科范式革命的姿态,积极的探索电子文件的管理,最终形成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文件管理模式。

这里要插上一句,就是老大哥苏联的档案学。后面你会明白,为何一定要提到“苏联的档案学”。在1918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国虽然地理上属于欧洲,然而文化上却被排斥(即使现在也是如此),苏联革命后快速建立了自己的档案事业,一方面是借鉴欧洲已有的档案理论与实践成果,例如坚持“来源原则”和档案开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苏联构建了具有苏联特色的档案事业,例如“档案国有”“集中统一管理”。至苏联档案事业的完善,整个世界的档案事业模式也已经完善,经典档案事业已经达到顶峰。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相辅相成,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档案学的基本模式了,“文件(契约)——散漫的管理——利用不便——激烈的讨论——总结经验,形成理论,指导实践——档案学产生——稳定的发展——电子文件对档案学的挑战——顺应时变,理论变革与创新——继续发展”。

中国档案学的“滑稽”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档案学,19世纪当西方档案学快要形成时(“尊重全宗原则”,1841年),中国刚刚经历鸦片战争,至“登记室原则”提出(1881年)、“荷兰手册”出版(1898年)时,中国刚刚经历完太平天国运动,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经历了短暂的民主洗礼,中国又回到了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直到1928年民国政府统一全国。中国根本来不及追随世界潮流,破除封建政府对档案的专制,产生激烈的讨论,最终形成档案学。(当然,中国契约精神不如西方也有可能是一种原因。)而中国档案学的产生,戏剧性般的产生与国民政府第二次围剿中共失利后。当时国民政府内很多人认为,行政效率的低下,是围剿行动失败(和国内很多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行政效率运动”,文书档案工作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从机关内的文档管理,到县一级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一些行政官员(当时的官员尚属知识分子)和学者在热烈的讨论中总结经验,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档案学著作,如《县政府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与整理》等。无论理论的诞生环境多么滑稽,档案学产生之后,就应该进入“发展——变革——继续发展——再次变革——继续发展”的模式。如果按照这一模式,在中国档案学产生之后,无论社会环境多么复杂,其发展无非是用“曲折”“缓慢”来形容。

如果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而言,从甲骨档案到纸质档案,从封建专制到历史学家的想方法获取,从档案学萌芽到学问的形成,从档案管理的散漫到激烈的讨论,从经验总结到理论诞生,至此,中国的档案都已经经历了这些。再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就是在档案学理论的指导下,颁布全国的档案法,各级机关按照统一的标准管理档案,在面对电子文件的挑战时,与时俱进的变革和创新理论,进入新的档案学发展时期。

可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如此富有玩笑意味。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档案管理模式,档案事业采用和苏联一模一样的“集中式”,而理论上遵循苏联全宗理论,新中国档案学的奠基者吴宝康与苏联档案专家谢列滋涅夫既是朋友关系,又是师徒关系,谢列滋涅夫对新中国的档案学可谓倾其所有,凭一己之力,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专业的档案学专业人才,而新中国档案学理论始于此。吴老在1958年就提出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档案学,而不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可以说是对谢列滋涅夫的最好继承。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民国时期积累起来的档案学,到此戛然而止,中国档案学以嫁接的形式采取了另外一种“欧洲”模式,走了苏联的道路,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微妙讽刺,但又是中国国情所决定。

如果这样也可以,我有一种冲动,为什么要按照所谓的档案学历史沿革的模式来演进呢?何不一开始就直接苏联模式呢?中国封建档案学萌芽,民国档案学的形成完全可以不要,一切从1952年开始不就可以了吗?

答案显然是“幼稚”。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前档案事业的铺排,那么中国档案学就真的是凭空冒出来的,“苏联的档案学”也是欧洲档案学的一种模式,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中国的档案学”从原本的正常演进模式中绕了一个弯儿,最终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仅仅是历史的选择,是在“苏联的档案学”和“民国的档案学”之间做了一个选择而已,无论如何,这就是中国档案学产生时的状况,天生的两次选择。

双重基因:中国和西方的档案学之异

刘新安在其论文中总结了中国的档案学基因:“在中国,其实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档案实践和理论体系。一种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文档连锁法”,后来的“文档一体化”和现阶段提出的“文件中心”,与之相应的则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另一种则是,与文书实践分离的档案实践,在解放后,中国接受了前苏联的档案实践和“立卷人———档案室———档案馆”的档案实践体制,同时也就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档案学理论。”【档案整理技术的比较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7】

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前者乃是“西方的档案学”,而后者乃是“苏联的档案学”,中国当前的档案学仍然无法摆脱这种交叉基因,在实践上以“苏联的档案学”为重,而在学术理论上以“西方的档案学”是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学界热火朝天的想法,实践领域嗤之以鼻,而实践上的成就在学院派看来小儿科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实践领域的工作,更加注重实际,更注重中国的特殊国情,而理论上,学者们更希望回归档案学的模式,以国际档案学理论的发展相融合。

现实就是现实,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作用的,中国档案学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之后,没有与苏联同轨,苏联档案事业成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十年动乱时期,而当动乱过后,西方的文件中心、电子文件等概念又快速吸引了中国档案学者的眼球,激发了这些渴望摆脱枷锁的年轻学者们的原始基因(“民国的档案学”),进而让整个中国档案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比较混乱的时期。无论是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销毁、利用开放,学界和业界都有巨大的分歧,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些重大档案事件的发生。

理论源自实践,没有文件中心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档案学者不可能在文件理论上取得更大的突破,无非是跟着国外研究成果做一些翻译和畅想。总的来说,如今的中国档案学者们压抑着“民国的档案学”情结,无可奈何的思考着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抱怨的情绪,致使中国档案事业在理论上没有得到最大的支持,理论与实践脱钩,以至于业界对学界的抱怨越来越大。

中国档案学不能错过电子文件的盛宴

机读档案从某种意义上是档案本质的回归,计算机普遍运用与社会生产生活领域,让电子文件成为档案的新形式,电子文件就是档案。在电子文件成为档案之前,我们必须先区分“电子”“数字”“数据”的概念。“电子”从物理上是指电子管时代以来的运算设备原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电子计算器”“电子表”这些设备需要一个我们现在称之为“处理器”的东西来运算给的的一些参数或变量,并通过输出设备让人可以看到,一些工厂里面的生产机器也实现了电子化,人只需要通过按钮设置程序,即可完成产品的生产。“数字”相对的概念是“模拟”,我们以前使用的电视信号被成为模拟信号,就像收音机fm频率信号一样,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电视接收的是由0和1组成的频率信号,两者的区别在于模拟信号是连续变化的,而数字信号是离散的(不连续)限定在阈值内(有变化,但是限定变化的值)的,数字信号的好处就是容量大(更清晰)、容错率高(长距离传输)。数字化的本质就是将模拟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进行存储,其好处就是更清晰,保存时间更长,档案数字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在计算机系统之间共享(即网络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常常不能分开讨论)。“数据”是指用于运算的信息,这个信息当然是指电子信息,而且最好是数字信息。数字信息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产生信息内容本身之外的信息,而数据则主要用于运算,一组数据通过运算后可以揭示规律,发现问题,论证观点。在计算机系统普及之前,我们称一些表格中所填写的具体数字为数据,而当今,数据特指计算机系统中的有用代码单位,具有上下文(数据所在是环境语境),可用作新数据产生的材料。

从上面的概念辨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电子文件是数字信息,数字信息不仅仅包含电子文件。更加要命的是,电子文件是档案,这取决于电子文件的档案价值。如果数字信息拥有前文所述的档案特征,那么就被称为档案,档案的价值本质是证据性,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忆,而档案的物理本质并不是最主要的,特别是进入电子文件时代以来。当我们把电子文件存储在磁性载体上时,其实我们是在说一段二进制代码被存储在磁性载体上,这些载体可以是计算机硬盘、U盘、SD卡、手机内存、甚至是云(云计算服务)。“档案信息和载体可以分离”,强调档案的“逻辑联系”等荒谬的论断被提出。档案载体和信息在电子文件时代完全融合,档案载体即档案本身,也就是那段不起眼的二进制代码。对二进制代码的误解,是这些学者一厢情愿的自认为。二进制代码是档案的物质实体,承载着档案信息,同时,二进制代码又意味着信息,把二进制代码误认为是档案信息本身,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二进制代码,就是机器的语言系统,计算,就是信息翻译系统。

经典档案学认为“档案=档案载体+历史联系”。特别是在纸质档案时代,“历史联系”要靠档案全宗、档案实体的排列顺序去记录。而如果档案实体随意放置,不加整理,就会失去档案的历史联系,也就失去成为档案的价值,故此,“归档”被认为是档案之所以为档案的关键环节,没有经过归档的文件不能称其为档案。然而,电子文件时代,学者们提出“二元档案”实践理论,“历史联系”也以物质的形式存在,即“历史联系的记录”,例如元数据,因此,“载体”和“联系”可以分离,并由此提出,档案整理应该包括档案实体整理和档案信息整理。

如果说档案的价值本质是证据性,那么历史联系就是这个证据性的维护者,没有档案的历史联系,单份的档案也就失去了其证据价值,例如世界上如果不存在人事档案(这些记录人事关系的文件没有经过整理分散开来,没有在档案保管机构整理保管),那么那些个人手中的人事关系文件将没有证据作用。而电子文件时代,“历史联系”不再以档案载体的组织形式来保障,不可能将每一段二进制代码用一个U盘存起来,然后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存放起来。这时,需要有另外一种力量来保障档案的历史联系,这就是所谓“历史联系的记录”。看不见的二进制代码成为档案载体的时候,无法通过排列二进制代码来完成“历史联系”的记录,因此,只能用额外的信息来记录“历史联系”,而不巧的是,用来记录的结果形成了新的二进制代码,这些特殊的二进制代码对电子文件而言,尤其重要。

至此,电子文件的讨论已经差不多了。问题在于中国档案学在电子文件的讨论中,仍然陷入是是而非的混沌状态。有很多人似乎快要触及真谛,却又突然跳了出来,有些人从来就没有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电子文件的研究,对物理载体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起码在这个世界停电以前是这样。而对电子文件的历史联系的记录的研究,却关系着电子文件之所以是档案学研究范畴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档案学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的档案学不能错过了电子文件的盛宴呢?

1940s-1960s是电子文件诞生的时期,到1970s,企业已经大范围采用计算机生产,社会机构已经逐渐进入电子文件时代,至1980s时代,个人计算机已经普遍流行,互联网也逐渐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而中国,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比美国完了13年。1980年,TCP/IP协议研制成功。1982年,ARPANET开始采用IP协议。1994年,国家支持建设了CERNET示范网工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TCP/IP互联网。中国互联网起步与世界互联网也仅仅慢了14年。十年的时候,正好是一代技术成熟的时间,中国学者和世界学者所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问题,然而,在面临相同的问题的时候,国际上InterPARES项目研究计算机环境下电子文件的可靠性可信性,我国的档案学者也在积极思考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可以说,在电子文件时代,中国的档案学和西方的档案学终于站在了几乎是同一起跑线上,这是一场输了丢脸的仗。

可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学者如何在大环境中恪守学术道德与规范,成为抛却思维理念之外的重要因素。

2015-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