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的范式革命到底在哪里?

很久没有写博客了,这段时间大部分都在对WP2PCS(我开发的一款WordPress和云盘连接的插件)进行优化和升级。但是心里面一直惦记着自己的毕业论文,压力蛮大,甚至有种得过且过拖着的感觉。我最开始开题报告中原本有有关档案学范式革命的研究,后面觉得自己写的范围实在太大了,不像是硕士论文,所以把这部分去掉了。

学科的范式革命说的简单易懂一点,就是研究方法、思路、理念的变革。一门学科,主要是靠人去研究,不同的人有各自的观点,他们形成学术共同体,不同群体之间的研究方法、理念、思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甚至相互攻击水火不容。例如达尔文进化论就存在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有一群研究者认为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能够适应自然条件的存活下来,不能够适应的无法得到繁衍而逐渐被淘汰,而另一群研究者认为生物进化是主动适应的结果,而非选择,自然条件对于物种而言是平等的,代际传承中对某一自然条件有意识的去适应,其后代就有更强的适应基因,就会繁盛。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被不同的人所支持,由于观点的对抗,导致研究群体之间的水火不容,我们现在都知道,前者成为了现在的主流,而后者只被少数人坚持。

范式革命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学术共同体谁占主流。某一种研究的方法、思路、理念的群体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力量时,相对于以前而言,就发生了范式革命。有的时候这种革命来的异常剧烈,甚至带上了杀气和鲜血,例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以及上文提到的生物进化论,而有的时候这种革命演进的非常温和,新旧思维同时被同一群人接受,随着时间的流式,新的思维才慢慢代替就的思维。

档案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中国则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才产生档案学这门学科。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档案学的范式革命都没有发生,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档案学都是以纸质档案为载体的“档案体”为元概念,以档案实践工作为理论的论证基础。然而19世纪40年代开始,档案学范式革命悄然发生了,直到最近10年,这种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强烈,相对应的就是档案人对档案学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那么变化的究竟在什么地方?范式革命究竟发生在哪里?

思维方式

前文提到“档案体”,在以纸质档案为工作对象的年代,档案信息与档案载体都是可见的,而且具有统一性,信息依赖于载体,载体决定了信息的生命,因此,档案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按档案载体的“有机联系”对其进行分类和整理,以实现长期保存和便于查找的目的。而进入比特时代之后,档案学者提出了“二元”档案的概念,信息和载体不再具有必然的依赖关系,当然这里面的区别实在太多了,例如不可见、可转移、海量、结构化、元数据等等,总之“档案体”不再是元概念,“档案”变成了元概念,人们越来越接近档案的本质。

无论是档案工作还是档案学研究,人们的思维方式与6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人们更善于去利用工具,开发更有利于利用档案信息内容的方法和系统。来源原则以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都被质疑过,而实际上,我则认为一些不被传统学者重视的年轻学者,很快将会取代老一辈的研究者,完成革命。注重载体到注重内容的转变,引发的不单单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而是在实践中照此去呼吁和行动。档案的老化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去作为重要问题来研究,磁盘阵列和云计算技术使计算机网络本身具备了记忆功能,信息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从而确保某项信息的可信度。十多年前的胶片可能已经模糊不清,然而计算机却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将画面恢复如初。大数据甚至可以自行区分信息的内在联系,挖掘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并进行信息再造。纸质档案时代所积累的理论,逐渐会无所适从,硬生生把经典理论加以发挥改造,适应新的变化,只会让理论描述牵强附会,然后来者像是在读文言文。只有电子文件的相关理论,从技术层面去探究档案的传承延续,以及其本体意义,才有可能在将来让档案学仍然保持独立。

理念与模式

胡鸿杰在其论著《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给出了档案的理念与模式,认为人们无需去追究档案的本质概念及意义,相反,他们仅仅可以对档案与其他事物加以区分,知其使用方法即可。这种单纯的潜意识区分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档案的理念与模式。所谓理念,不就是“相信”么?对档案的认知,不就是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确定”么?就像我们对“桌子是用来放东西”“凳子用来坐”的一样,是一种对东西使用价值的原始认同感。

所谓模式,就是用什么方法去使用。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有自然形成的,也有有意培养的,关于如何去使用档案来印证自己的论断。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对档案进行整理,以实现更为便捷的利用,更为有力的证明。在纸质档案的时代,证明档案的原始性,即可证明档案所载信息的可信度。凭着人们对档案的“相信”,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的原始性难以证明了,原因很简单,“档案体”瓦解,“档案”还未被树立。我在《基于数字加密的电子文件真实性探析》一文中较为详细的阐述了电子文件真实性的确保技术性方法,也分析了当前未能广泛实施的原因。可见,电子文件的真实可靠是可以证明的,而没有必要去证明其原始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电子文件二进制代码的结构是原始的)。二进制代码串成为蕴含档案信息的载体,无论这段代码依附在什么物理载体上,只要可以将其恢复为计算机可读的形式,就可以重新识别它所蕴含的信息内容。物理载体的生命周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相反,二进制比特的排列结构变得极其重要,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成为档案学必须思考的问题,大数据时代档案的收集、整理、存储、鉴定、开发利用都和以往全然不同,以前档案如何使用,而现今档案又将如何使用?这种变革将会是翻天覆地的。

研究方法

科学与其他学问的最大区别,在于“可证伪”,也就是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论断是错误的,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都是在寻找推翻真理的案例。很多文献中提到,档案学正在从定性走向定量,然而如何定量,定量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何,却没有人加以确认或系统阐述。很多人把有数据作为定量,认为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可视化表达,即为定量方法。但是数据的来源,整理的过程,分析的结果,可视化的作用,都是有可能有反面案例的,人们总能找出这些所谓的定量分析的一些漏洞,哪怕仅仅是一点点的不足,都让定量分析变成不科学的自圆其说。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是没有方法,因为一切都还处于经验和提议的阶段,例如来源原则,可以说是一套有效的经验总结,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则是一种提议,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看待和管理档案文件,却都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科学性(唯一性)。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档案学实验不仅仅局限在档案载体的保护技术上,一些档案管理模型可以被构建,再编为程序,通过控制不同的变量,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种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方法可以验证出档案馆是否具备休闲功能、电子文件在经过10年经历了10^100次传播后是否仍然具有可靠性、如果不对接收的文件按来源原则进行整理是否可以在达到100ZB后仍然能找到需要的文件信息……

档案学的研究依赖于研究者和学术环境。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档案学相关学科也在变,研究者中又有随着时代长达成人的已有新观念的新锐,也有主动求变学习新的技术和理念的老将,他们似乎正在逐渐接近档案的真谛,就像人类正在认知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知道的越多,越觉得无知,而恰恰有一群人,却觉得“无知”的人无知,觉得他们正在远离真理,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原地不动。

2015-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