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档案学的学问

这听起来像是笑话,然而经过多次的思考,以及一些老师的提点,我确信这是个问题:何为档案学的学问?

今早是我校研三学长们答辩的日 子,我和同学师兄姐提前赶到答辩现场,做足充分准备。答辩主席是来自武汉大学的王新才教授。关于王教授及其学术研究方向,读者可以通过网络检索了解,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目录学、信息与行政管理、档案与文化。答辩之间,王老师指出一个问题:我国档案馆如何走出困境?恐怕要取消档案局才行。据周老师观察, 在新的档案法征求意见稿之后,已经不提档案馆是文化机构,直接将档案馆从文化机构中去除。档案馆作为“馆”之一,经历了局馆合一,现在要面临去除文化机构 的属性,这真是大跃进之后最大的事业悲剧。国家挂着档案馆的羊头,卖着档案局的狗肉,把档案馆称为“局馆合一”(有史以来最无奈的学术笑话),逐渐让其失 去“馆”(公共服务)的职能。而真正的档案馆,应该是公共档案馆,起码在去除了国家安全层面之后是这样(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探讨过公共档案馆如何处理资源保 密等级分布及其需求的问题,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档案资源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王老师说了一个似笑非笑的笑话,他说文化局取消了,文化馆成功了,XX局取消 了XX事业起来了,铁道公司估计也能起来,似乎只要把局已取消,这个事业就能起来。

将近四个小时的答辩之后,老师们和答辩的学长学姐稍休息。下午王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学术报告,以探讨档案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其实整个讲座内容而言,我个人并不觉得超出我现有的理解范围,然而王老师说到自己对档案学学问的理解时,却让我心有戚戚焉。

王 老师说到,他对档案学学问的理解超出现在的一些学术期刊。其实我们学界的人士大都内心明朗,我们专业的学术期刊确实在文章质量上不如图书情报。这一方面是 由于我们学科比较年轻,档案学人也比较少,力量比较单薄造成的,也在另一方面反映目前档案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术生态环境存在问题。在周老师的博士论文 中,较为体系的探讨了学术生态问题,建议读者阅读一下《中国档案学学术生态研究》一书。王老师认为现在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知识管理, 这都不是档案学的学问,档案学的学问存在于历史之中,我们要回过头去看历史,看历史上的档案,我们要抓住档案学的本质,而非把其他学科的东西套进档案学, 或把其他技术引进档案学。(注:这里不是王老师的原话,是笔者自己所感知。)而这正是笔者内心所共鸣之处。

实际上,档案学的真正本质是档案本身,如果稍微扩展,可以扩展到胡鸿杰老师框架内的文件。现在的档案学研究超出了一个理论范畴,去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去研究 知识管理,去研究数字档案馆技术,这都已经脱离了(或半脱离)档案学的本质。实际上,档案学更多的是去解释档案管理活动的理念与模式,解释档案内在的文化 意义,是属于记忆范畴内的学科,属于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学科,就像历史一样,就像哲学一样,而不是一门发明和创造的学科。档案学的一切研究都以如何更好的保 管人类记忆为目标。抓住的内在实质应该是档案学的核心理论,脱离档案学核心理论的研究其实就是另外一门学问,但不属于档案学。

档案学的核心理论无非就是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在此基础上,档案学的理论群并不丰富,因此没有必要夸大档案学的学科健壮性。档案学应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需僭越其他学科的职能。

但 笔者一直秉持一种观点,在面对信息化之后的社会时期,档案学无可厚非的应该进入到新的档案载体形式下的档案研究中,这是一种责任,而不应该忽视。在我们上 面的探讨中,读者似乎觉得笔者在强调传统档案学,其实根本没有传统档案学,档案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需要有新的内涵,在这种环境下,丰富核心理论体系,使 档案学参与到社会管理活动中。档案学遇到的瓶颈也正是如此,要么过于脱离核心理论体系,要么绕圈子无法自拔。实际上,档案学的理论到信息化时代仍然适用, 只是需要发展和变通,这是中国古老智慧《易经》的启示。例如档案整理和分类遵循来源原则,但实际上,当电子文件出现之后,在磁性载体上的记录可以快速被调 用,而且没有严格的排架顺序,(实际上,在磁性介质中,档案信息根本没有顺序可言,而是通过数据结构来存储)因此原来的一些整理和分类方法根本就不适用, 没有必要一定要严格按照之前的原则进行处理。但我们可以通过全宗理论进行演化,全宗理论的核心是来源原则,一个机构的档案不可分离,不同机构的档案不可掺 合。可是在云计算环境下,新的档案可能完全是通过一种基于网络平台的索引来确定其位置的,而非真实的排架顺序。这种索引既可以是联网的,也可以是独立的。 而且也不必完全遵循机构来源原则,事由原则也变得非常容易。电子文件的管理是通过元数据来实现,而在提取文件进行利用时,则通过检索活动来实现。我们在整 理档案时,应该严格描述文件元数据,补充不同机构、行业、领域的特殊元数据信息,而在利用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检索即可。根本不需要按照以往的按某个机构 的来源进行整理和排架。甚至根本不需要在档案管理软件中按照年份、部门、姓名等进行安排,因为文件的一切调用都是自动的,例如系统可以事先编写按照年份排 序的算法,只要文件按照组织归档规则处理元数据,在需要按照年度进行排序时,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实现。在这种模式下,档案来源原则应该是一种自由来源原 则,但比自由来源原则更有时代性的是,在遵守来源原则的基础上,文件的索引是多向的。

王老师所问的更直接而令人叹息的问题是:谁来做,怎么做?我们都知道,这些理想化的阐述无论如何,都需要国家支持,政府实施。而实际上,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和企业内部都可以自己根据需求根据实际情况去实行,只要符合效率需求,符合经济需求即可。

“何为档案学的学问?”这一问题我想不仅会牵引我们这一代档案人不断思考,同时也将牵引任何一个普通的档案学生去思考。

2014-11-22